《师说amp;#8226;网摘amp;#8226;名师》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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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网摘•名师》创刊号

    主管:人教社师范教材论坛

    主办:教师教育区网刊师说区

    《师说网摘》总第五期,《师说网摘名师》第一期 

    吴海涛,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A座地理室(100009),电话:010-58758666(O),13911335340(手机),e-mail:wuht@pep.com.cn。

    目录

    走过故园,心留余香——纪念人教社的老址沙滩后街55号

    读人教社55周年社庆征文有感

    张中行与沙滩

    为陈尔寿先生90寿辰作——有这样一条生命的长河

    游记之一——吐鲁番盆地

    游记二-车行滇南谷地

    地理散文之三——北京城的童年乳母-莲花池

    一条不该被忘记的城市声带-北京大钟寺

    走过故园,心留余香——纪念人教社的老址沙滩后街55号

    200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过去这五年,正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沙滩时代”的尾声。这个叫“沙滩”的地界儿,文化氛围曾经非常浓厚,先后有北京大学、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红旗杂志社、国家文物局、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物出版社等多家文化单位在此盘桓。因为地方日显逼仄,这些单位大都先后散去。人教社自然也难免步其后尘。

    当我踏进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院,发现它和很多事业机关的庭院一样普通。院门口有铁制的栅栏门,立有年轻肃然的保安,庭院中有旗杆。办公楼门两侧悬挂着相关的数块牌匾。大楼不高但很宽展,为灰色的砖混结构,外墙悬挂着“蜂巢”般的空调排风扇。满墙翠青的爬山虎点缀得这种组合还算和谐。

    既然是“院”,那就不应只有一座办公大楼了。的确,人教社大院里还有高低错落的好些建筑。大都是八十年代后的“作品”,线条方正朴实、色彩灰暗平淡。不过,让我略感惊讶的是,在大院的核心位置还孑遗着两栋年代久远的建筑。老同志介绍说,就是因为这“两位”,我们这个大院也就忝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这“两位”,就是后来我们常称呼的“公主大殿”和“数学系小楼”。前者是一座清代宫殿,五间三进,黄琉璃歇山顶;后者是一座二层小楼,中西合璧式风格,高台回廊,四方端正。

    现在回想,正是这两栋建筑使我对这座大院的情感有了依托的支点。同时,我也为这座大院感到幸运,一阵大拆大建后居然还能够保留这样生动的“历史骨骼”。正是它们,使得这里不仅是一堆建筑物的聚集,更是一方有着深厚文化浸染的温暖“空间”。“公主大殿”非浪得虚名,它的确是乾隆年间和嘉公主府邸的正殿。但让它青史留名的远不在此,而是近代史以来的若干变化。1898年,在戊戌变法被残酷镇压后,一个新生事物在屠刀的夹缝中得以生存,那就是变法的措施之一——“兴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它萌芽的位置就是在当时的马神庙公主府旧第,也就是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正亲身历验。关于北大起源的介绍,虽然依稀有“马神庙”的字句,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依然是五四大街上的沙滩红楼。我没想到马神庙校址竟是一个确切的所指,而且还有这样古旧的建筑信之凿凿地表示着它的存在。事实就是如此,眼下这个普通的大院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滥觞之地。辛亥革命后,北京大学正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大学,直到1917年它新建沙滩红楼校址,这里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场所。1917年后,这里成为北京大学理学院所在,一直到1952年北大西迁燕园。

    偶尔,我也在大院里闲逛,脑海里装着一些老照片的黑白影象,搜索老北大可能留下的痕迹和声音、味道。公主大殿曾是全校集会演讲的礼堂。学校的图书馆设在后院的绣楼上,一直到70年代末方才消失。几栋风格一致的中西合璧式教学楼,曾有序地分布在大院东侧,如今还剩下数学楼可供凭吊。西斋14排学生宿舍,是众多老北大人回忆的地方,如今还完好地保留并利用着。蔡元培先生的校长办公室也已作了寻常百姓家。我想,每一个人教社的人,当他们怀揣着历史走过这些建筑的时候,心中都应该觉得几分神秘和景仰。毕竟,这些梁椽枋柱、砖瓦石木不是凡品,它们都聆听过刘半农、赵元任、周作人的国学经筵,聆听过李四光、唐廒庆、华罗庚的格物致之。当然,它们也该听到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大地的第一声沉吟,听到民主科学意识觉醒后的第一声叹息,因为这里有过陈独秀、李大钊,有过“五四”的爱国学生……我相信,尽管这些人物故事、这些声音早已随岁月飘散,但总会有些东西会留在这个院子里的,让后来者们不自觉的浸染于一种独特的氛围当中。

    北大西迁不久,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早期开创者们成为老北大理学院的第一批“后来者”。他们中有叶圣陶、魏建功、陈乐素、周建人、戴伯韬、吕叔湘、吴伯萧、张中行……。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专家、学者尽管也是学富五车,但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引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潮流,而是翻检出最平实的文字符号,用直白真挚的声音,俯下身对孩子们喃喃细语。一代代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者们读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长大,一辈辈人教人在这个老园子里默默地心耘笔耕。与追求自由博大、敢为天下先的老北大相比,人教社少了一些风云际会的气魄,多了几分质朴和严谨,但两者在根本上又是相惜相通的,那就是传递文明的薪火与良知。老北大人着眼于社会精英、普通大众,而人民教育出版社则是倾情于一群更稚嫩、更纯真的心灵。但他们最终影响的无疑都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与未来。

    老园毕竟是小环境,当大门外风云巨变时,它无力给人们提供庇护与安宁。文革十年,对这个历史悠长的大院,对还年轻的人教社来说,都是一场劫难。197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解散,人员全部星散下放。荒芜的大院里丛生了杂草,而蒙难的心灵却无法停止抗争和思考。以戴伯韬为代表的人教社领军人物,不顾环境之复杂和险恶,一再上书中央恳请重建出版社,召回零落各地的编辑人才。可贵的是,在那样动荡不定的年月里,普通人教人颗颗赤诚的心没有凉,没有散。比如,十年后重返大院时,编辑们发现面对的并非残破不堪和白手起家,而是战备箱里码放齐整、完好无缺的图书、教材和资料。尽职的典守者在风雨飘摇中收拾残局、保存这些火种时,肯定执拗着一个信念,时间再长,路程再远,一定可以回到这里。十年的离散和磨难,拉远了所有人和老园子在空间上的距离,却无限沟通了人与人、人与园子之间的心灵和情感。

    沐浴着故园里积淀的人文气息,带着劫难之后的坚韧和自信,人民教育出版社走向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这后来的岁月里,园子里推倒几近坍塌的公主楼(老北大藏书楼),填平了荷花池,拆除了一些破损严重的老式建筑,建起了当时很急需的办公大楼、图书馆,添了几栋急缺的职工家属楼,变成我最初看到它的样子。就这样,它和我们这代人一起迎接国门开放、迎接人性回归、迎接商潮汹涌、迎接世纪之交、送走千年一叹……,直到这个秋天,它在人民教育出版社55周岁之际送走喧嚣的人马,重又归于沉寂。

    现在,我每天佩带胸卡,出入位于中关村南大街上的新办公大楼。大厦堂皇壮观,周近也多有文化氛围浓厚的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图书馆,楼下是车水马龙的中关村核心街区,窗外就是西山清晰的苍茫轮廓。一切都是很理想的工作环境。但我还是时时怀念起沙滩后街的老园子。我知道,作为实物的空间,它将永远成为记忆中的一个符号。但那个空间里律动着的一股力量和气质,是积极、鲜活而常新的,已经渗进许多人的血脉和基因,化作“人教精神”的一部分。

    走过故园,心留余香。

    原文网址:=

    读人教社55周年社庆征文有感

    [这个贴子最后由主场在2005/11/0804:16pm第3次编辑]

    几个月前,网站老师给我发来一个邮件,说已经将我的一篇文章作为“社庆征文”专区的样贴。因为有这层瓜葛,我有空闲总来这个“专区”看看,见到参加征文的文章一天天多了起来,偶尔也读一读自己感兴趣的篇什。不久前,征文结束并评出了名次,在网上公示。事情本来就算完了,但我似乎意犹未尽。

    前天,将所有得奖的文章又细细地读了一遍,想就此悟出点什么东西。凭心而论,其中真正文质兼美、构思精巧的文章不多,以传统书刊的评价眼光来看,它们离发表都还有一定距离。但或许正是网络文字特有的宽容性,这些文章都有着难得的自在和放松。文字朴实少加修饰,感情诚挚鲜有克制。这种状态之所以难得,是因为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洞观作者真正的内心世界。于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的人来说,则可以借此掂量一下“人教社”几个字在民众心目中的份量。

    说是“民众”,似乎涵盖范围过于大了一些。事实上,参加征文的作者,除个别外几乎都是中小学教师。这当然和我们“人教网”的主要光顾群体有关系。我也曾想,如果有机会在更大的媒体上征集“我与人教社”的主题文章,该会出现什么局面?试想今日之中国,下至引车卖浆者,上至庙堂肉食者,又有几人能与人教社和人教版教材脱开干系呢?

    再回头看我们的征文作者们。可以看出,他们回忆与人教社结下各种缘分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阶段:其一,一个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的求学历程;其二,一个基层教师的职业成长经历。

    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这些中小学教师们大部分是当年的农家子弟。他们多经过师范教育走上小学或者中学教师岗位。师范,无论是中师还是高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免学费的,也就成为大部分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首选。自然,他们对人教社的印象也多从乡村小学的第一天开始。

    凭着在四川农村积累下来的童年记忆,我深深理解农村孩子们面对课本、翻看开学初那一堆新书时的新奇和喜悦。

    “开学捧回家那散发出着油墨香的新书籍,新鲜、新奇、贪婪、兴奋地一页页地细看、摩挲。口中啧啧连声地叫好,孩提时我以为自己拥有了无法比拟地财富,那种满足、自得之情是难以言说的”……“课本是由人教社出版的64年的版本,捧起书本,竟然有种抖抖索索的莫名的激动,闻到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油墨香,恍惚又回到了幸福的孩提学习时代”-龚国富《三次回家》

    “一个七岁的孩子,带着对未来世界的好奇,捧着新书,心里的那种感觉啊,真是无法形容!漂亮而又带着清香的扉页,还有花花绿绿的图画一下子就揪住了一颗颗孩子的心,当然也包括我”——陈国荣《人教社,让我成长》

    我个人愿意把这个时代叫做课本的“油墨时代”。相比现代胶印的书籍,当年的教科书们让人更有“书香人家”的直观体验。早年农村的图书、信息来源匮乏,教科书所展示的内容是孩子认识外界少有的窗口。我自己就是从小学课本上第一次认识了西瓜、人行道、红绿灯、电话、草原、海洋……。听课时乏累了,我爱把鼻子伸进书页里,嗅着已然飘渺淡雅的油墨,诚恳地打着小盹。

    “我从小在父母熏陶之下,对每一本教科书都爱若至宝,每当有新书发下,第一件事便是用书皮小心翼翼地包好,一个学期下来,每册书都是丝毫无损”——张杰文《龙脉》

    “当发下新书时,那种害怕折角、害怕弄脏新书的心情无用言表,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包书皮,这时书皮下面的一行字才引起我的注意——人民教育出版社”——徐延芹《我与人教社的不解之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爱早早地包好书皮,很多人在上学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课本都和一个叫“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地方有关系。其实这倒不要紧,只要他念过书,那些课本上八成都会印上这几个字。

    人教版教材在全国各地曾经是垄断性、普及性地。也就是说,它伴随了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求学和成长历程。因此,在诸多回忆性文章里,与其说作者在追溯与人教社的渊源,毋宁说他们在回顾自己难忘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尤其是求学和升学环境更为艰难的农家子弟。

    “(上学第一天)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在课本的封面上,有几个象蝌蚪一样的东西。我数了数,共有七个。是的,的确是七个!但是它们比在河里游的蝌蚪漂亮、有趣得多了!我悄悄地向同桌看去,显然,他也看到了这几个‘蝌蚪’,因为他正在念道‘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生性内向,每当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会找来教材,一人独享!那时候的我们,不像今天的孩子们有很多的课外书籍,更不会有很多高档的玩具……说来奇怪,我那时最大的乐趣却是捧着书来读”——陈国荣《人教社,让我成长》

    “渐渐地,求学之路让我走得更远了,……然而面对着中考的一分之差,与师范失之交臂。这个打击使得人变得萎靡不振,对自己的梦想也起了动摇之心。这时,我想起了人教社初中语文课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空乏其身’…于是我决定收拾行囊,打好行装,清理思路,去山外寻找自己的梦想”——郑华妹《希望之歌-我与人教社》

    “高考结束后的某一天,(高中三年学习的压抑使我们决定集体烧书以求发泄)……我们每一个人都拿着一堆课本站在火焰的旁边,可是过了好久没有一个人把书投入火中。我们亲抚着这些‘人教版’,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酸楚……这些已经被我们翻阅无数,烂熟于心的课本,才承载着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见证了我们的辛劳和痛苦。上面每一页都有自己细心的用各种颜色做的笔记,上面的每一道题自己都一遍遍的做过,它们已经和我们的生活交相呼应,亲密无间了”——王希《我们一路走过》

    读着这些文字,你会忍不住说,这不就是我自己吗?是的,每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有同样的酸甜苦乐。对于上学、对于教育的态度,无论是启蒙时代的懵懂新奇、青春年少的情绪起伏,还是高考“独木桥”畔的爱恨交加,我们都多少体验过,并且身边都有着同样的一个见证者——人教版的课本。当一册旧课本再跳入眼帘,那熟悉的体态、渐已暗淡的色彩,会“忽的”就把不再年轻的你带入那粉墙斑驳的教室,刻满字迹的课桌,字迹稚嫩的黑板报,旁边坐着让你朦胧心动但绝对划清界限的女生……。这时候的课本,是否“人教版”已经不重要了,它就像一块贴身佩戴的古玉、一曲随口哼起的老歌、一段配音沙哑的黑白电影,一册一页都夹带着我们曾有的岁月和青春。

    但是,恰恰是“人教版”这种特有的“记忆”功能,使人们产生了更多的信赖和寄托。就像中国人对于传统“老字号”一样地怀念和执着。

    “也许是喜欢怀旧的缘故吧,我觉得那时教材的内容要比现行教材多,难度比现行教材大,要我从人教版教材中选择的话,我更喜欢那时的教材,我觉得,她更自然,更朴实,绝无现行教材新教育理念渗透后的张扬和做作”——周立雄《我的眼中只有你》

    “(面对现在的伪劣图书),对照一下,又发现我是幸运的,我有书可读,且有好书可读,我是闻着人教社出版的教科书的油墨清香长大的”——张杰文《龙脉》

    “父母生下了我,给了我一个生活的家;人教让我重生,给了我一个精神上的家”——赖继红《人教,我温暖的家》

    这种流动于骨髓和血液中的信任,赋予了人教版教材“品牌”的力量。尤其在目前教材市场风起云涌、千帆竟发的局面下,这种情感支配了许多一线教育工作者选用教材的直觉。

    “如今,新课改了,选择教材的天地更广阔、更自由,千万个出版商纷至沓来,千万种新教材脱颖而出……所幸的是,我们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有远见,他们选择了你,我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含情脉脉地与你长相厮守”——周立雄《我的眼中只有你》

    2001年,我有幸参加了在潍坊进行的试验教材征订会,那时有三个出版社对他们的教材进行讲解宣传,与会的教师和教研员在他们讲解之后进行投票,选出自己认为合适老师教学和学生受益最大的出版社的教材。记得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经过斟酌、对比之后,义无返顾地投了人教社一票。结果是可喜的,我们继续使用人教社的教材。——徐延芹《我与人教社的不解之缘》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人的心中,人教社不仅仅是众多教材出版者之一,她还负载着社会良知和传统道德的期许。

    “(当我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读后感获奖后)我相信,人教社唯以文取人,不以人取文,在当今汹汹攘攘,各种现象奇出的情况下,人教社能以宣传并力行传统美德为己任,实为我国教育界之幸事”—-龚国富《三次回家》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胡编乱造的资料,盗版、盗印的教科书履禁不绝,一些推销商游走在大小校园,对此我痛心疾首,难道我们就仅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使我们的‘龙脉’错位、堵塞,亲手去毁掉我们的下一代吗?值此人教社成立55周年之际,我代表我和周围的人以及我的学生对人教社深表感恩之情,同时希望她多出书,多出好书,为我们子孙后代健康成长创造优质的精神食粮”——张杰文《龙脉》

    听到这样的呼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普通民众心底最真的声音。同时,我也感到隐隐的不安。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我们这些人教社的新生一代,能够撑得住这面道义的大旗吗?人教社能够无愧作为教材出版行业的良心标竿吗?

    在上述的文字中,我们回顾了一个“人教版”的孩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的历程。当这个孩子(很可能是农村孩子)成为一个人民教师后,人教版教材再次走入他的生命,并且颇有些“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意味,因为教书育人可能成为他终身的事业。

    作为课堂教学的执行者,教师们更希望与教材的编写者们,与人教社的编辑们获得直接的沟通。长期以来,编者与读者之间的绵绵交往,成就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征文《一封“珍贵”的信件》的作者郭来坪,是一位普通人民教师。20年来,他一直珍藏着我社著名语文教育学家袁微子先生给他的亲笔回信。就我所知,还有相当多的基层老师都长期保留着我社编辑对他们的回函。我相信,这些短短数语的文字曾给了他们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我斗胆给崔峦老师写了 ……,没想到,崔老师在百忙之中竟然给我回信了,他肯定了我的思考,同时又对教材的编排做了具体的解释。这封回信让我亲身感受到专家的人格魅力,……同时这封回信如同一剂强心针,激励着我把语文教学工作做得更踏实。”——高启山《在人教社的帮助下成长》

    在众多的征文中,处处可见老师们这样充满深情的回忆。或一次教材培训会,或某次学术年会,或几封电子邮件,或几个电话往来,他们视人教社的编辑们为可施援手的师长,为可探讨学术的伙伴,为可直刺面讽的诤友。由此看来,人教社的年轻人们,可以没有老一辈专家们的名声和威望,但却必须继承编读之间这种平和交往的鱼水之情。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也拥有了与读者们更为便捷、更有交互性的沟通平台。许多老师们与人教社结下深厚情缘,正是基于我社的人教网及“人教论坛”。

    “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人教论坛走进了我的生活,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此时的我只觉得相见恨晚!”——赖继红《人教,我温暖的家》

    “真正与人教社各位专家从认识到熟识,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了。03年元旦开始,我很偶然地撞进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的‘小学语文教育论坛’……于是,这里成了我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的一块重要田园,也成了我对教学进行思考、整理、写作的动力源”——高启山《在人教社的帮助下成长》

    “人教网论坛给了我极大的自信,使我的工作热情越发地高涨。……虚拟地网络平台,给予了我实实在在的收益。人教网论坛,不仅带给我美丽的向往,而且拓展了我的生命的通道,让我的明天充满了七彩阳光。”——潘志敏《我与人教论坛的未了情》

    无疑,网络以其宏大的宽容、交互的友好、话语的平等,让更多的教师们获得了一方显示才干的天地,激发了他们长期萌动的创造激情。并且,在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积淀的情感却是真切而又深厚的。

    “论坛还为我们创造了到人教社相聚的机会,从此,也有了与崔峦老师、陈先云、徐轶、郑宇、王林、张德平等人的面对面交流。崔峦老师到唐山搞教材辅导,我驱车前往看望,就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小语论坛的版主到北京出差,我们总要到人教社一聚,于是可以跟王林探讨儿童文学的阅读,跟郑宇探讨教材的使用、跟张德平探讨语文教材的发展历史……”

    “在人教社,王林在马上就要出发开会的情况下,挤时间看望我们,送上热情的问候。已经是深夜,崔峦老师那样的年纪还坐在社里的电脑前,回答网友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高启山《在人教社的帮助下成长》

    在这里,老师们和人教社编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读者和编者。而是以人教社的专家和编辑们为核心,无数教师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个无边界、超时空的课程教材教学研讨的团队。这对我们的基础教育事业,无疑是个福音。

    还有一点尤其触动我内心的,那就是老师们笔下的人教社编辑,无论群体和个体,都人情浓郁,和煦温暖。

    说到人,这是一个集体最重要的资源,也是人教社社会形象的直接承载者。事实上,征文中有几篇不错的回忆散文,以恬淡的笔墨谈及与人教社交往的段段花絮。其中的“人教”人物、故事,平常琐细却鲜活有真气。

    “有一个细节,就是人教社需要了解试验区的课改情况,并要回收问卷、学生测评卷等,我一般都按时寄去。忘了是2001年的哪一天,人教社给我寄来50块邮资,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哪位心细的专家还能想起这点小事”——潘春丽《我与人教社》

    “第二天,当我打开邮箱时,一封主题为‘开心’的新邮件静静的躺在我的邮箱里。我打开一看,确实令我好开心。只见编辑老师写到‘刘老师,对不起。你没有收到增刊,是我们工作的失误。现已给你寄出了,望查收’。祝开心!”——刘玉静《难忘您-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人教论坛里,刘芬老师称我为‘严大哥’。……当我在论坛上不够活跃的时候,总能收到她问候的短消息或者电话,热情的询问近况,得知工作不够顺心、遇到困难等状态时,总是耐心而又热情地安慰、帮我想办法排解困难……”——高启山《在人教社的帮助下成长》

    《我心目中的人教社》一文的作者是山东聂在富先生,他与人教社中学语文室长期合作,学识渊深,为文有长者之风。在他的笔下,有张中行、张志功先生的大家风范,有张厚感先生的儒雅忠厚,有人教社青年编辑的治学严谨,还有冬日里地下招待所和大学夹道小餐馆的暖暖回忆……,娓娓道来,余味绵长。

    其实透过这些个体和细碎的场景,不难看出他们对人教社这个群体的评判、认同和期许。

    人教社是一群平凡的人;

    人教社是一本常新的教科书;

    人教社是一种文化的氛围。

    就要收笔了,却几番拿起一篇小短文(打印稿)无法释手。故事很简单,一位妈妈给三岁的女儿装订了一本“故事书”,是她当年的小学语文教材,自然也是人教版的。心里忐忑,“我的女儿,当你听妈妈给你诵读二十多年前读过的课本时,你会喜欢吗?”。不想女儿竟然可以痴迷地一遍遍听那些久远的故事,《种鱼》《皮球浮上来了》《小猫钓鱼》《小小的船》……。近六十岁的外祖母也笑着说,“里面的一些课文我上小学一年级也读过”。当妈妈的心由惊异渐渐转为平静时,“我明白了,我给女儿找到最好的故事书了!”

    是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故事了。

    原文网址:=

    张中行与沙滩 

    对于初入北京的青年张中行来说,沙滩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名。但随着漫长一生的缓缓吐纳,他熟悉了沙滩的每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这块地面上曾经过往的老少男女,这里曾有过的悲欣冷暖,在这里流逝的青年、中年、老年段段时光,都伴随着“沙滩”这个地名逐渐渗入了他的精神、气质和血液。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自有了一片“沙滩”,这是属于张中行的沙滩。

    沙滩红楼,是奠定张中行一生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的地方。在他晚年的绝世文章中,饱含着浓浓的北大情怀,数点红楼“家风”、红楼精神和红楼传统。

    余生也晚,当有幸于2000年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时候,我只能听一些年长同事为我描绘先生前几年如何端坐办公室一隅,独自看报的场景。也就是说,直到去世的前几年,行公瘦高颀长的身影还在沙滩一带出没。此时距离他1931年踏入沙滩红楼的老北大校门,已是倏忽又七十载了。

    沙滩其实是一个泛称。大致包括今天景山东街、五四大街、沙滩前后街、骑河楼大街、北河沿大街等交织而成的一片区域。原本皇城根儿下的这片地方其貌不扬,无以名世。但是1898年北大的建立,尤其蔡元培先生“开门办学”的方针实施之后,却使这里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所。当张中行于1931年进入北大时,北大在沙滩的校区分为三处:红楼的一院、马神庙的二院、北河沿的三院。入校伊始,张中行就和每一处校区都有了瓜葛。瓜葛最深的当然是即将求学的红楼文学院,其次就是在北河沿三院(法学院)住过近一年的男生宿舍。至于马神庙的二院,则只是投考报名和考后发榜的所在,看似瓜葛最浅。却不料,这里恰恰又成为他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此是后话。

    《负暄琐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氏怀旧散文的“开山”力作。起首的几篇就是《红楼点滴》(一、二、三),标示着老先生对于自己红楼出身的怀念和自豪。对于红楼的精神,他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自由散漫的一面。用今天的眼光看,老北大教学管理或者是考勤管理不严,“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有时教师上完一学期课竟发现底下听课的没有一个真正选课,都是旁听生。张中行认为,这种随便是老北大不变的“家风”;其次,北大还有严正的一面。在教师之间、在师生之间,提倡坚持己见,维护真理,维护每个人表达各自见解的权利。与此相应,对任何人的任何思想也都可以表示怀疑和追根问底。张中行对此表述为“红楼的传统”;基于以上两点就有了第三种精神,容忍。“红楼的风气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扰”“这里是只要学有专长,其他一切都可以凑合”。

    关于老北大这些精神内涵,也许今天听起来都已经不新鲜。但真正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通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和件件琐事,将这种精神生气淋漓地展示给现实社会,张中行是先行者。他的“人文怀旧”散文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反响。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曾说:“80年代后期,张中行出版《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大家都叫好。这好,一半属于张先生的生花妙笔,另一半则应归结为老北大人物的气韵生动”。的确,在红楼求学的四年,张中行获取的不仅仅是一张北大的文凭,更多地是红楼人物、红楼家风、红楼传统所挟带的神韵和气质。在沙滩行走的这段时光,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价值追求和人生信念。

    要说红楼精神中对张中行影响最深的,还应当说是“宽容和容忍”。他说:“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有了这样一种修养和气度,我们就不难理解多年以来,他一直不愿就“余永泽”这个他认为的“文学形象”进行任何辩护。他坚持认为,那是别人小说创作的自由,而非刻意诽谤。同时,在他的众多回忆散文中,对沙滩红楼特有的“宽容”精神情有独钟,着墨尤多。因为红楼求学环境的“包容和宽松”,导致大量旁听生蜂拥而至。张中行对此表示非常赞许,“有一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有上学而同样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了,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都踊跃地来校旁听”。

    在张中行的北大时代,沙滩一带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开放空间。众多求知若渴的北大“边缘人”在红楼的“宽容”下,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学术理想。他们和张中行等北大“槛内人”一同构建了三十年代沙滩的文化生态。这也是张中行所真心欣赏的一种宽容的“北大”氛围。他说,在这些“边缘人”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如胡也频、丁玲等就都在这里生活过”。其实,中国现代史上还有很多赫赫有名者都曾在沙滩一带流浪过,如**、瞿秋白、沈从文、柔石、曹靖华等。当然,还应加上一个文学虚拟人物——“林道静”。在杨沫创作的小说《青春之歌》中,有过这样的对话,“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没有什么。’晓燕冷淡地说,‘她在北大旁听呢。”(《青春之歌-第二部三十七章》)

    林道静这段情节,自然是根源于作者杨沫亲身的生活体验。当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遭遇到杨沫,他的一生注定要烙上一道极深的印痕。

    沙滩银闸胡同,是负载张中行和杨沫爱恨恩怨的地方。这段情缘短暂却又刻骨。一个叫“余永泽”的虚拟形象从此与张中行的生命轨迹若即若离、挥之不去。

    如果张中行没有在晚年完成数百万言的学术和散文创作,大多数国人将会遗忘掉他的名字,而只牢牢记住《青春之歌》中杨沫塑造的那个消极形象——“余永泽”。作为青年时代的初恋情人,张中行和杨沫只在沙滩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可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却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人不断追寻真相的“历史公案”。

    张中行关于这段往事的简短追忆中,对于沙滩生活的这段时光仅寥寥数语。“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在外面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流年碎影-婚事》)。张中行笔下的这些儿女情事,平常无奇,使人无法参透其中埋藏着什么解不开的恩怨。我似乎还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燕园就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一起在校园围墙外租住着小平房。自己生火、取暖、做饭,也甜蜜,也争执,也怄气……。

    于是,在早春的一个午后,我又回到了沙滩。想紧贴着这片我曾经熟悉的土地行走片刻并思索、感悟出一些东西。从喧闹的五四大街我拐进了一条叫“银闸”的胡同,这里老式寂静的院落、悠闲的人物,似乎让岁月也无端放慢了脚步。张中行在《负暄琐话-银闸人物》一文中,曾介绍,“银闸是北京邻近紫禁城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悉的‘沙滩’……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内路南的一个小院落里。……我住在西屋,大概有两年吧,柴米油盐,喜怒恩怨,大部分化为云烟……”。也就是在这篇文字中,我们隐约窥到了一个“妻”的形象。文章大略是说邻里人物有一些稀见的言行,小夫妻回斗室内描摹回味,窃窃私笑,别有情趣。梳理张中行个人的婚姻经历,我们不难判断,三十年代初他笔下称之为“妻”的这位女性正是杨沫。他们栖身的小院落正是当时银闸胡同里的“大丰公寓”,如今这里钉着门牌“银闸胡同26号”,早已变成寻常百姓家了。

    张中行说,他有时也常会步行从这些故地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仍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东晋桓温所吟诵的这句话,千百年以来一直为人们称引以感伤生命的迅速消逝,同时也包含着浓浓的怀旧情绪。在《流年碎影-婚事》一文中,张中行明确表示自己这种感慨,是有怀念杨沐的成分在其中的,“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有的,这就好。”

    读着以上这些文字,我感受到这个有些忧郁气质的写作者,已经不是名满天下的散文大家张中行,更不是负心薄情的“余永泽”,他只是一个和我一样普通的男人。在世事中沉浮起落的同时,他不时会想起以往岁月中的某些人物和某些角落。何况,这里有他年少时代的初恋,尽管短暂但却有着刻骨的印象。

    初恋的经历对于杨沫来说也是刻骨的。这段失败的婚姻,促使她诀别了沙滩和以往的生活轨迹,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而张中行此后也暂别了沙滩,揣着一张北大的毕业证,去往天津、保定和北京城里的各个角落,谋求一份可以“利生”的职业,实践着一个普通小民的“顺生”之道。十几年里,他做过夜校、中学、大学及家庭教师,甚至还给寺院和尚们上过课,编过刊物、报纸,也做过图书馆职员……当然,在此期间他一直延续自己在沙滩红楼陶冶出来的旨趣,沿着老北大赋予的“怀疑和追根问底”的学术精神,执着地探究、思考人生哲学命题。此时,离开沙滩的杨沫也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熔炉里,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她一直在积累人生阅历和磨砺文字,酝酿着自己的传世之作。

    今天沙滩后街55号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是张中行母校老北大的二院旧址。在这里,他象品味苦茶一样思考和践行着“顺生论”;在这里,他用最后二十年的生命爆发奠定了一代散文大家的地位。

    二十世纪50年代中前期,重新进城后的杨沫正在集中精力创作《青春之歌》。而此时,张中行的人生轨迹却又转回了沙滩。解放后,他被分配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在这里供职了大半生。这个专以中小学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出版为主业的文化单位,后来长期驻留在今天的沙滩后街55号。很巧,这里正是张中行那已经西迁燕园的母校——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的旧址。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迁转不同以往,“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他还记得自己当年揣着师范文凭前来北大报考登记,就在这个院子中的一个角落里。正所谓机缘前定,青年张中行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生要和这个地方如此难舍难弃。

    从1955年到60年代末,张中行一直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个普通编辑,默默在缘分的轨迹中耕耘自己内心的那片“沙滩”。他凭着过硬的学术素养,勤勉地履行着自己的工作职责。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承揽了不少编撰语法书稿的活儿,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些“外快”来维持家中老小的生计。他自己对此是有颇多感慨,“想到为衣食、为养育孩子而写自己本不想写的,终于不能不感到辛酸……为了活,就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的确,“为了活”,这其实就是张中行晚年大作《顺生论》的核心命题。“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以后不断的“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在多次疾风暴雨的运动中,命运多舛的张中行在沙滩这个地方隐忍地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与此同时,另一种形象的“张中行”却在沙滩之外的广阔天地间被迅速的张扬和传播着。尽管在张中行后来众多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提及“余永泽”给他的生活带来过什么直接影响。但这似乎是无法回避的。可以试想,张中行所到之处,不时有人指点耳语,“瞧,《青春之歌》的余永泽来了”,当事人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多年以后,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从自己的角度想象着“成名”后张中行的生活状态:

    “随着《青春之歌》(1959年)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老鬼《母亲杨沫》)

    显然,老鬼认为母亲杨沫所塑造的“余永泽”的形象,一定给张中行一生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分析张中行“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这一切,“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当张中行自己回顾建国后度过的几十年时,还是更愿意将自身的处境起伏归结于社会的大环境,而非什么个人际遇。直到晚年,他谈到沙滩后街这个曾是母校旧址,又是自己得以安生立命的院落,依然充满着温暖。“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心情呢,主流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格分内外的理论,是那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这旧二院的土生土长。”

    “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这老北大“旧二院”因为要扩展容量,已经进行了较大地拆建改造。年过七旬的张中行随重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一次踏上沙滩的土地。“万没想到,十年之后,旧府旧院大变之后,我又走入此门,过眼看字、手拿笔的生活”。就在这块自己历练过青春和理想、爱恨与情仇、荒诞和理性的沙滩故地,张中行开始了自己晚年的生命总爆发。尽管还作为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在坚持工作,但这时候已经不需要“为稻粮谋”而过分辛劳,更重要的是“文网渐疏”,老先生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80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张中行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老旋风”。其大量作品笔调清新、文风冲淡,叙人记事娓娓从容。其行文中饱含厚沉深邃的国学修养和哲理思考,让消沉或是暗淡了多年的旧学传统为之一振。毕竟在沉痛的文化劫难之后,我们的社会还有这样纯正的传统学者在活跃,是件值得惊喜的事情。当商品大潮逐渐迷失人们的精神取向时,还有这样一个耄耋老人,牵出一脉清风,让我们在世纪末“够着了”章太炎、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那些五四人物,旧京故事。

    真正成名后的中行老人还是恬淡地做自己的“柴门布衣”。闲暇时,他也会去沙滩红楼、银闸胡同之类的故地转转,抚摩一回旧时槐树,发出些“人何以堪”的感伤。蜗居于旧二院的某间老屋,他也会沉吟,这可曾是母校的教室啊,“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追昔,恰好半个世纪”,住在这间屋里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而以为古人来的怅茫。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是的,故人已经驾鹤西归,人世的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我站在已经不再有张中行的沙滩,心里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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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陈尔寿先生90寿辰作——有这样一条生命的长河 

    2005年12月26日,是中国地理教育学界泰斗陈尔寿先生90寿辰。陈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他出生于余杭胜地,弱冠之年负笈中央大学地理系(今南京大学)。南京解放期间,陈尔寿作为中共地下党员配合了城市的接管工作。解放后,他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室主任。58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错划为右-派,流-放到内蒙古草原。二十年里光阴荏苒,“木尤如此,人何以堪”。

    文革后,陈尔寿先生重回京城。老当益壮,他以六旬之身又积极投身于基础教育教材的建设当中。至今,由他主持编写的高级中学地理教材(32开,蓝皮,上下册)依然被许多一线教师尊为经典之作。同时,陈先生对地理教育怀着厚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争取地理学科的地位、恢复地理高考而奔走呼号,不懈努力。

    陈先生的人品、学识、道德和文章,无一不可以成为我们后学者的楷模。

    一条生命的长河

    有这样一条河,一条生命的长河,

    在如诗的江南、在霜染的北国,这条河静静地流淌

    将近一个世纪了,他依然从容前行,长歌不已。

    有人说,这是一条江南的河流,

    是的,他是源自莫干山的一条小溪,他是石头城下的秦淮河,他是上海滩外的黄埔江、他是纵贯杭嘉湖、苏锡常的京杭古运河

    总之,他生命的河床曾漫过江南的每一处角落,沾染了千年的斯文,席卷了满地的灵秀。

    岁月无论将长河导引到何方,我们总能看到那不断被思维激起的浪花,折射出只有江南才有的明-慧

    有人说,这是一条北方的河

    因为那河道之漫长、浪涛之险恶,远不是狭小的江南所能包容

    而且,我们在那河流中,分明看到了结冰的岁月

    当那弥天的寒潮席卷整个大地,满腔的热血也为之凝滞

    长河那最有生机的、最有激情的、最有创造力的,二十年,被永久地封冻在北方草原了。

    但是,当春汛重又滋润了河床,当理性回归了大地

    看那河,他抖落身上的冰屑,一跃而成就了壶口,一撞而推开了龙门,从此澎湃、高歌,一泻千里。

    七十载的岁月风霜,没有使他的涛声低沉;磨难和痛苦的长堤,无法束缚他思维奔腾

    我想说,这真正的是一条北方的河,一条具有北国男儿的坚韧的雄性的河

    有人说,这是一条一生都奔涌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河

    因为,那咆哮的河道里分明饱含着太多的不平,那翻腾的急流总是呼唤着“公正”

    那连绵群山,那深长峡谷,长长的回荡着一个老人河不停的呐喊

    “还我地理课时”……恢复地理高考,……不要歧视地理学科

    为了维护生命中这块最神圣的领地,他可以拍案而起,可以仗剑出击,可以与所有的阻挠为敌、撕杀和搏击

    但如果说为了他自己,他没有一个私敌

    在长长的人生中,在平缓的水路上,他总习惯对着两岸的青山笑,对着四野的村庄笑,对着可爱的孩子们笑……而他自己的苦难呢,却随着记忆埋藏在了深深的河底

    这时候,他生命的河川又是坦荡的,平静的,气定神闲的。

    所以,他既是江南的河,又是北方大地的河;是群山中的激流,又是平川里的柔波

    这些所有美丽的山川、鲜活的草木和勃勃的生命,他都是那么熟悉并真诚的深爱着。

    他究竟属于哪里呢?我说,他就属于我们这片已经耕耘了五千年的土地,

    他是一条长长的、永不停息的、流淌着浓烈情感的真正的中国的河。

    惟愿陈尔寿先生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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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之一——吐鲁番盆地 

    车过山脚一带蜿蜒伸展的盐湖,在公路的北侧就开始铺展开一片如茵的草原(司机纠正说这在新疆只能叫做草滩)。山地的夏天要来的更晚更从容一些,所以草色还未褪去新绿。远处烟树朦笼处,房舍和炊烟俨然。“达坂城——”,司机的声音庸懒而散淡,我的心却似被撞击了一下。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仅仅只是茫茫戈壁里一个地名,但在我的梦里,那是一段旋律、是长着葡萄的石头滩、是长辫子的姑娘、是雪山下民风质朴的驿站。我拿起话筒,又义务为同行的同事们讲解我所了解的达坂城。没有导游陪行,我就自告奋勇了,谁让我也算是新疆人呢,地主之宜总得要尽吧。尽管这导游资格值得置疑,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去吐鲁番,途径这沿线风景。

    尽管背对前方,我肯定的对大家说,达坂城一过,我们就要进入峡谷地带了。果不其然,车很快就冲进了一个两山对峙的狭长谷地。这就是达坂的名称由来,在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中,达坂是“山口”的意思。冰达坂、四十达坂、三十达坂的名称比比皆是。达坂城所在正是位于从吐鲁番盆地去往乌鲁木齐以至伊犁河谷的一个必经的山口旁,在一片水草皆宜的河滩上兴起了最早的车马大店,古地图上将这里称为“白水镇”,在过往的商旅、骆驮客、拓荒者们的口中,还是习惯的叫它“达坂城”。最早在这里定居的也是从口内迁移来的汉回逃荒者,在长途劳顿、颠沛流离之后,山口的这片理想的栖居之所成了他们的“香格里拉”,在这里置业安家、娶妻生子。渐渐的,这里人烟繁盛,成为东西交通上的一个大镇。可以想见,当年酒旗猎猎、车马粼粼的达阪城是何等的风光和热闹。从民谣的流唱中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里的姑娘曾经很漂亮,人们推测是由于这里众多移民交汇,生物的优生规律使得漂亮姑娘产生的概率增大。不过,大家谁也没有眼福能够见到当时的姑娘,无法核实,今天果然还有许多人去这里采风,都为在这里找不到心目中的达坂城姑娘而遗憾。应该说这与当地长期经济贫困,人口流动性降低,婚姻交往圈子缩小有关系。不过,就我看来,“美丽的姑娘”只是旅途劳顿之后人们对美好事物向往的一种精神指向,并不能太过认真的去追究的。

    就在我脑海里还扬着旧日达坂的尘沙,我们的汽车已经在峡谷里行驶了半晌。一条半涸的溪流一直伴随在公路左右。尽管我不是很敢确认,但直觉告诉我这很有可能就是那西域交通史上大名鼎鼎的——白水涧,今天叫白杨河。这条不起眼的涧水切开东天山,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一条坦途,白水涧古道。历代统治势力,东控土哈盆地和东疆的大片土地,西镇伊犁河谷的肥美牧场,都主要依靠这条小道进行维系。也许,就在这静默无语的山谷中,候君集的唐军铁骑驰突过,左宗棠的中军大营呼啸过,林则徐、纪晓岚孤独的背影闪过,曾纪泽得意的快马掠过。今天,则是我们驾着“伊维科”驶过。尽管山谷中没有多少植被,但因为有了这溪水的常年滋润,山路在这里延伸的很自如,我们的行程也变得从容。

    过了这峡谷,就进吐鲁番了。

    吐鲁番,这个名词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太深刻了,从小在四川最偏远的乡村小学校里吐鲁番、葡萄沟就在课文的字里行间散放着神秘。一直到我研究生做论文,还是选择吐鲁番盆地的聚落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尽管作为半个新疆人,除了数回在火车上疾驰过火焰山,我一直未能真正有缘和吐鲁番逢面。但是,盆地的山山水水却在我的脑海中不止梳理过多少次了,那几条滋润绿洲的涧水,那几座早已荒弃的古城、至今利用不辍的坎井,古墓、壁画……,我熟知它们的过去与现在,只是没有和它们亲临交流的机会,今天,终于有了。

    从边缘高达3000多米的雪山经过短短60千米就陡降到盆地中心的海平面以下100多米。尽管有这样大的落差,但行驶在广阔平坦的高等级公路上,我几乎感受不到盆地地势的起伏变化。路的南侧一直绵延着一列断续起伏的低山小丘,它有名称,叫盐山。不要小看它,这座山一直呈东西延伸近10多千米,和靠东侧的火焰山几乎相连,成为盆地中部隆起的一道屏障。在它和火焰山几乎交合的地方,留了一个小口,成为西来的风沙灌入盆地中心的通道,所以称为“风口”,吐鲁番的风很大,还有名。每年有近一百天属于风季。我们来时是7月,因此无风可看、可听。

    车进了火焰山,有了西游记的渲染和铺陈,几乎每位光顾火焰山的人都有了神话情结。这也使得这组原本比较普通的低矮丘陵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过就其真正的地理意义来说,她也真无愧称为吐鲁番盆地的生命的“缔造者”。正因为她隆起横亘于盆地中央,使得源自北部山地的地下水源水位抬高,类似一个调节水库的“拦水坝”。部分地下水在山之北麓出露地表形成径流,切穿山体,滋养山南的人口与城市。这样的谷水一共有9条,其中就有著名的葡萄沟,沟水浇灌出垄垄优质的葡萄,养育了一沟的生灵。还有的沟下切过深,没有足够的滩地供人生养,但清净的环境、笔立的砂岩崖壁却为虔诚的佛徒们提供了修行、开凿佛龛的便利。

    我们参观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就是这样一个环境。点点洞窟默默的端立在山腰,木头沟水则有声有色的从崖底奔涌而过。参观过全国其他各地一些大型洞窟的人们,大概都不会称奇这里的洞窟壁画和雕像,因为毁坏得实在太过厉害。孤零零几眼残窟、洗劫几净的洞穴,只有那几幅劫后余生的壁画残卷某些部位依然明亮的彩饰,还宣示着这里也曾是佛门圣地、艺术宝殿。的确,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该是大大有名的,这里曾是高昌国王家寺院——宁戎寺的旧址,也应该是吐鲁番地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我还记得在一些吐鲁番出土文书残卷中不时的会看到宁戎寺的身影。就此可见,木头沟河畔的这个寺院曾经也是香火旺盛。但这已经是距今六七百年的事情了,来自西亚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文明以其强大的冲击波在元末明初(大约15-16世纪前后)席卷了整个西域地区,吐鲁番盆地也不可避免的“伊斯兰化”了。在“新月”和“佛光”争夺领地的这场争夺中,虔诚的佛教徒在徒劳的抗争后,拖卷着袈裟无奈地东去,而残留的佛像圣迹、寺院坛庙,几乎无一幸免的遭到毁灭。今天我见到的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就是其中一例。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痛心但却无奈,伊斯兰教是非偶像宗教,他们信仰的真主永远活在他们心中,反对造像膜拜。自然,大批异教徒的有形崇拜物也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近的例子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炸毁千年古迹——巴米扬大佛。就凭此一点,我无法对这样的政权抱有什么好感。宗教是能让人类心灵圣洁的,但殊死捍卫自己信仰纯洁的这种非理性举动,又使得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随烟消逝……

    木头沟河滋养的宗教文明已经成为我们凭吊的陈迹,但葡萄沟却还在依然如故的延续着那一沟的翠绿和生机。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距我们一千五六百年前,葡萄沟(当时叫侉林)的葡萄就已经名扬万里,连远在江南地区的南齐政权都知道要这里的上等葡萄做为贡品。如无意外,唐诗的“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也应是从这里流淌出去的!这条长不过8公里,宽近2公里的沟谷至今依然盛名依旧,和火焰山一起成为吐鲁番盆地知名度最高的地理景观和观赏品牌。不过,车刚进葡萄沟参观场所,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接触到自己真正心仪的东西。说实话,我更适合做一个背包行客。避开人潮涌动的参观点,撇开导游喋喋不休的掌故和传说,三两伙伴,走街穿巷,看自己感兴趣的物件,与和自己有缘的人们搭讪。我喜欢看葡萄沟人真正的生活场景,看幽静但又充满活力的葡萄架隐蔽下的农家小院,听每家户前奔涌而过、清凉袭人的渠水孱孱……。但这一切却都被人为地集中于一个凭票进入的园内。其实,这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沟内的普通百姓不能每天将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暴露给我这样好奇的观光客们。

    园内人工添设的景观很多,有人工瀑布、人工湖泊,估计造价也不菲,我只能理解其苦心经营了。我一直渴望能够观看到地道的民间歌舞,突然一阵鼓乐齐鸣,我们都被吸引到一道虚掩的门缝旁。有的同事禁不住诱惑,扒开了门我们也都鱼贯而入,如醉如痴地看长辫飞舞。一曲才终,一个英俊帅气的维族小伙子冲下台,拭着小卷胡子上的汗,客气地要求我们先离开,因为人家已经包场了。要看也可以,每人20元。包场的观众友好地允许我们留下观看,“小胡子”摇头,这是规定。尽管20元钱的确也不能说贵,但陪同的当地朋友说整个演出要近40分钟,我们参观下面的景点可比较匆忙了,所以交换意见后,我们决定撤出。看得出,连以前包场的观众们,现场的演出人员都有些过意不去,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赶走我们很不礼貌。一位坐在边上土坎上的当地维族小女孩在大家的沉默中大声挽留道“看吧,没有关系的”。临出门,我冲她一笑,表示接受了她的好意。门闭鼓乐再起,我又开始了自己心不在焉的游览。陪同的朋友说,这种演出前几年是不另外收费的,里面的一些歌舞形式是吐鲁番地区特有如“嘎孜贡”,生活中只在节日聚会才演出。我想起临行前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看到一幅照片,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在表演自己的节日传统舞蹈,但围观的却是付费欣赏的观光人群。歌舞本是节日里人们释放激情的表现方式,观者与歌者、舞者都能沉醉于同样一种文化的愉悦之中。它的功能本不是用来创收的。无论维吾尔人还是穆斯林都是热情好客的,在他们的农家小院里是绝对不会赶走观看他们演出的客人的,所以刚才他们的过意不去我表示理解。没法,这就是商业社会中的旅游业,一个民族的本性和传统也会受到挑战和考问。

    正午过后(北京时间3、4点钟正是新疆最热的时分),我们驱车赶到最后一站——交河古城。同行的维族小伙亚坤不好意思的说自己的行程没有安排恰当,这时候的交河古城不适合游览。这句话我们直到亲历现场方才领悟其本意。在我们游览过程中,三位女士在烈日的炙烤和先行者的恐吓下,半途放弃了和我们同行的计划。这是小插曲,并不在我对交河的怀想之中。

    交河,两河相交而得名。来到故城入口近前,这种地理格局一目了然,雅尔乃孜沟两条南北支流在城南尽头汇聚,唐代边塞诗人有“黄昏饮马傍交河”的词句,今天,这带浅浅的溪流还在正午太阳的映射下闪着波光。来到沙盘前,古城那兀立河心的柳叶身形很容易被我联想为一艘航母,乘风破浪,在岁月的长河里行驶了近两千年。只是,它早就搁浅,已经700多年了。今天,它是废墟。“走进一个著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念着余秋雨的这句话,我们登上了这座著名的崖体。

    在导游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城中的制高点,将故城全貌尽收眼底(古城和故城我不知为何总想选用后者,因为什么呢,这样有“家”和“故乡”的情结?)灼热的太阳吓退了许多游人,这使得城内的大街小巷格外空敞。也让我们着实享受了一把荒凉。导游小姑娘熟门熟路地给我们指点着衙署、佛寺、居民区、塔林。看,那是烟道,那是粮仓、那是一个殷实家庭的独门小院、那是个大杂院、厕所、厅堂……我们费力的、迟钝地辨认着、肯定着、怀疑着。的确,在我们眼里,这里只是一片毫无活力的巨大的废墟,为什么在她们自顾自的描述下,就象昨天她还在这里生活,满眼的繁华、一地的生机。我不知道余秋雨什么时候来的交河,至少他所写的《废墟》很早就让我联想到了这里。干燥少雨的气候为保存这片废墟赋予了条件,引水的极为不便使得人们无法继续在此居住和开垦,古城就这样难得的被周边的人们遗弃着、淡忘着。直到今天,游人们才有幸看到这样完好的废墟,轮廓清晰,街巷齐整,残壁夯迹尤在,古井沉水鉴天。

    余秋雨说,“废墟有一种形式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是建筑的黄叶”。我得承认,这篇文章的思想深度为我所折服,同时也奠定了我自己的废墟观。我去过平遥城内坍塌的古民居,爬过京郊陡峻的野长城,若无刻意保护,它们都将渐渐化为泥土。而我不希望人为的毁损,也不大赞成人为加固与修缮,就让每个有兴的人来到近前,观看它缓慢剥蚀、分离、消散,这个过程有什么不好呢,它很自然。而我们的儿孙们可能无缘见到今天这些或伟大、或卑微的废墟,有什么要紧呢。我们的大厦、我们的铁桥也不妨留给他们几座,那将是他们的废墟。

    站在交河向东望,几十公里外还有一座即将消亡的废墟——高昌古城。如果就以历史上的地位和繁荣程度而言,高昌是远胜过交河的。和吐鲁番城成为今天盆地的代称一样,高昌在近千年的时间内也指代着整个盆地。高昌城长期作为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防御系统都远比交河城优越。但是,历史和自然的汰选却有其自身的法则,留下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导游小姑娘介绍说,就观赏性而言,高昌不能和交河相比拟,因为其保留的地面建筑实在太有限了。早年,人们已经淡忘了这里还曾有一座丝路重镇-高昌城,在城内旷地上垦荒种地,取土造屋。正因为如此,目前那里的文物保护制度不如交河严格。听说,交些钱,就有维族老乡驾驴车长驱直入,引领你在滚滚尘沙中巡视不多的残墙断壁。我叹了一口气,却也并不甚遗憾。废墟终归只是岁月的残痕,人们不会因为它眼下的破落与萧条而否认其当日的繁华,高昌的历史地位不需要以废墟的完整来衡量,它印在了斑炳的史书里,它刻在人类无法否认和回避的记忆中。这就够了。

    出城后稍做歇息我们就开始返程,车发乌鲁木齐。一天的奔波劳顿卷过浓浓的睡意,梦里满是废墟。再度睁开双眼,已是文明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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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记二-车行滇南谷地  

    从昆明往南,地势是逐渐降低的。气候也由高原的凉爽缓慢地回复到夏日应有的闷热。

    一路丘陵和河谷相间,地势起伏不定,田畴广阔的平坝较少。有限的几个坝子,就是沿途几个大小城市所在。

    高速公路上车行一小时左右,就进入石林县境。

    我对石林的概念还停留在地理课本和风光图片上,这次也忙乱得无暇一睹芳颜了。陪行的朋友怕我太过遗憾,让我仔细观看公路两侧的峰林景观,说景区里只是比这野外的更大型更集中一些而已。

    似乎这种美丽的景色只能够为这片天空所独享。因为一进入石林县境内,那种别具特色的景观就“忽的”从地平面上冒了出来。翠绿的原野,灰岩的残丘格外醒目。在经过几个小型的、短暂的序曲之后,这种残丘所集合的规模,组合的形态,分布之密集,逐渐随着飞驰的汽车,在两侧的天幕中变得愈发可观,一丛丛,一片片,争相向我们簇拥而来。

    左侧,那是一片典型的剑锋峰丛,黑褐色的岩石,平地兀起,削拔挺立,刺天如利剑,垂稳如柱石。有在一片凹地里铺展如林,也有高下错落如城市群雕。尤其是那些“雕塑”们,我觉得人世间没有一位艺术家可以做得那样逼真、生动、潇洒、繁富,或精致入微、或粗犷豪放。肖人、肖物、肖情景、肖场面……,无一不肖,又无一尽肖。这个“艺术家”是最懂得给人留下联想空间的。

    右侧呢,那分明是个闲暇的场所。挺身太久的峰林们,饱受长期的风吹雨打,风化、节理、崩落,像一支操练的队伍,终于疲惫得不堪久立,或坐,或卧,大家解散歇息了下来。星星点点,方圆各异,散布在高下一碧的山草中,润白如羊脂,墨黑如黛玉。形态各异的白石显然占据着优势,远远望去,竟像一个颇具规模的山地牧场。“羊群”们走走停停,俨然送了我们一路。

    就这样,左侧、右侧……,这些灰岩的残丘和孤石们,以各种造型新奇的“扮相”和“组合”,让我们的脖颈和眼球不住流转顾盼,惊喜不止。当然,自然之奇观也无法掩饰“人事”之艰难。这种灰岩的峰林地貌,土壤层照例是瘠薄的。我们看到,玉米、蔬菜和水稻等各种作物在石林的间隙中,委屈而顽强的生长着。

    渐渐的,峰林稀疏了,“羊群”也罕见起来,“自然艺术家”显然开始“收官”。终于,出露地表的岩石蓦地消失了,大地上重又恢复了草树一统天下。车也出了石林县境,入了弥勒县。

    朋友告诉我,进弥勒就是踏上红河州的地界了。而弥勒又是云南省主要的葡萄酒产地。车在弥勒县内,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行驶在山谷或者河谷中的。谷地气候所特具的干燥和闷热,逐渐替代了高原的清爽。我开始不住地打开窗户,探手出去迎纳凉风。我注意,两侧的景观正在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丘陵地带,地形崎岖,农田和村庄只是零星散布。而这里的谷地及其两侧的缓坡上,田野和农舍则逐渐有了规模。

    然而,让我真正意识到“规模”这个词的含意,是紧接着扑面而来的,葡萄园。

    显然,葡萄藤们还正在生长发育,翠叶田田、青蔓疏疏。园圃里那一水儿白色的架桩还历历在目。尽管如此,动辄数百亩的葡萄园,根枝交错、连桩接垄,随着坡地的起伏蔓延。山路在我们的车前蜿蜒伸展,无数的园圃也在我们的左右沿着谷地奔腾。车行谷地的最开阔处,放眼望去,我竟然要忘记身置何方了。谷地中平畴烟树,田舍依依。远近的缓坡则尽显绿野本色,绵延有葡萄园圃的青绿,间隙有原野斑驳的杂绿,还有山凹处光影暗淡的墨绿……,这一派田园风光,好像《情定巴黎》中法国南部的葡萄产区,从火车上的电影镜头看过去,我曾经分外艳羡,不想在这滇南谷地竟然给我同样的触动。

    朋友告诉我,这一谷的葡萄,还真的是由法国人传入的。据说传教士们在一个多世纪前就给云南带来了葡萄的种子,仅有两处可以存活。一处在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无缘为世人常见,另一处则是在这弥勒谷地。这里的气温、水分、光照、地形,竟然让那漂度重洋的种子,再吐情芽,重舒柔枝,为这荒谷带来了地中海式的甘甜。

    据说,在葡萄成熟的季节,车行谷中,会夹带一路的香甜。我则行不逢时,只有望着一谷的葡萄树,空自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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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散文之三——北京城的童年乳母-莲花池 

    水性流动,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它象征着智慧和财富。一个城市不能没有了水,因为它就象姑娘的秀发与眼睛。且不说饮用炊洗、浇灌淋洒等生活所需,就只说城市里若有一条如带的清流,有一处澹澹的烟波,那一定是这个城市里最有灵性的空间。嘈杂的城市也会因为它而少了一些硬冷,多了几分活力。更何况,古老的莲花池底,还沉淀着北京城童年时代的呼唤。

    不久前,我特地去了一趟西客站旁的莲花池公园。冰封的莲花池在衰草斜阳中沉睡着,周遭高楼林立,一列冗长的货车正从湖北岸的松林间悄然滑过。诺大的繁华都市里,这片单薄狭窄的水域显得安详而沉静。我感慨,也很庆幸。因为在如此功利的都市环境中,我还可以见到如此整饬一新的古老水域。要知道,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污水遍地、蒿草丛生的破败景象,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蹒跚苟活于城市一隅。那时候谁会想到,这片水域正是北京城童年时代的“乳母”呢?

    青年时代的莲花池曾以她那娇小的身躯和有限的乳汁,滋养了蒙元入主以前的历代北京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约经历了2000多年,可以一直追述到西周时期的“蓟”。当时的北京,还只是华北大平原北端的一个小型城镇聚落。后来春秋战国时曾经有过作为的的燕国,就定都在这里。燕国曾经一度强大,其军队一直进攻到山东境内的齐国,最高统帅乐毅自豪地向燕王报告说:我们现在可以把汶水畔的竹子移植到我们的“蓟丘”上了。这个蓟丘,就是燕国都城里一个有地标性意义的小山丘,蓟城即由此而得名。尽管我们无法确认“丘”之具体所在,但那从山东汶水边移来的竹子,一定是长在这莲花池畔的。

    莲花池早期有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名字——“西湖”。这是一个在中国语境中能够产生很多联想和美感的词汇。这里仅仅是因为这片水域位于城市的西部而得名。从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隋唐,在今天北京广安门外一直存在着一座城池,或称蓟城,或名幽州,一直是华北平原北部的重要城市。城市之所以扎根在这个地盘上,与它西侧的那片天然湖泊有着很大的关系。据地理学家分析,西湖所在正是北京城区西部的潜水溢出带,地下源泉十分丰沛,于是潴积成湖。自西湖发源的一条小河,当时叫“洗马沟”,可见水量不大。它从蓟城的城西流到城南,然后傍着南门外东流,一直汇入当时的永定河道。西湖方圆不过三里,洗马沟长也不过十几千米,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一湖一河,却维持了蓟城近2000年的生存。或许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那本专记天下河流的奇书—《水经注》中,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居然关注到了蓟城边上这个微不足道的“莲花池水系”。

    “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漯水(按,即永定河)”。-《水经注》,卷一三,“漯水”注。

    “绿水澄澹,川亭望远”,多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看来,早在魏晋时期,这里就已是城市居民们的“度假胜地”了。当然,西湖及洗马沟的功能应该不仅仅限于观光游憩,还在于提供给城市运转所需要的地表水源,比如人畜饮用水、护城河用水、市政用水、灌溉用水、园林用水等等。

    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在公元10世纪-13世纪曾经先后管辖着今北京地区。他们将莲花池畔的幽州城建设为陪都或者国都,辽称南京,金称中都。尤其是到了金中都时期,城市人口从以往的20万左右增长到40万上下。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的功能与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这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金朝统治者手笔很大,将长久以来沿用的幽州城墙向东、西、南三面都进行了扩展,大约占据了今天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地区。这样一来,原来绕城而过的洗马沟水就成了穿城而过的城市“内河”。

    事实上,在中都城市规划者眼中,莲花池水系本身也是城市环境的有机组成。熟悉北京尤其是宣武区的人可以从今天的两个地理事物向前追溯。一个是宣武区的青年湖。这片几近消失的水域已经有了近800年的历史,最早是拦蓄洗马沟的水而形成了内城里的一处风光名胜,名为“同乐园”或者“西华潭”。另一处更有意思,就是今天宣武区的老游泳池所在。都市的浪里白条们在规整的泳池中劈波斩浪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里原有片水域曾叫做“鱼藻池”。金朝统治者将洗马沟的水引了一支进入宫城(相当于故宫这种大内禁地),造就了这个美丽的皇家御用花园。

    应该说,金中都的规划者们在最大程度上开发和利用了莲花池水系。这自本微薄的平地泉流,容量不过今天的一个小型水库,却为一个4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在中世纪时期,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在世界上也是超大城市)的正常运转奉献了涓涓情怀。假设,城市的规模和需求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莲花池也许真的能够与北京城相伴永远。但历史从来不容我们假设。金代之后,北京城市的发展恰恰正“抛弃”了莲花池。

    这里有一些历史地理背景需要交代一下。金中都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简单的说,这个北京小平原上成长起来的“边鄙”城市,其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越华北大平原,波及到整个中原地区,甚至遍及到全中国。要知道,从金中都发出的号令已经可以一直辐射到淮河沿岸。至于它之后的蒙元帝国,就更不用多说了。那么,这样一种变化,对城市的水源利用又有什么瓜葛呢?有,而且很大。

    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水资源日常需求的缺口将变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则涉及到都市的粮食等日常物质的供给。都城里庞大的官僚体系、众多的城市居民、齐整的卫戍军队,这一切人口都是非农业人群,他们的日常所需都要靠外部供给,这是历朝历代政权都要解决的大问题。大宗粮食运输,在古代靠车马力輓进行陆路搬运是很费力的。中国人为此很早就发明了一种“漕运”制度。利用河道运输,将统治区内收集起来的足够粮食汇聚到京城,以供应都城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象西安、南京等古都近旁有便于运输的天然河道,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于北京来说,则遇到一个大难题。南北方的粮食通过历代修凿的人工运道,可以汇聚到今天天津附近,然后由白河(当时叫潞水)上溯可以到今天的通州。这里距离北京城只有50里路。可是通州的海拔却比北京城低了近20米,白河的水无法倒灌西引。这运道的水源只能从北京城这一方解决了。

    可以说,就是这短短的50里,这要命的20米,困扰了北京城以后800年的历朝统治者。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莲花池今后的命运。

    早在金中都时期,都市的规划师们为找到这可以浮起粮船的水源,就没少在城市周围转悠。刚才已经说到,莲花池水源单薄,根本没有余力再惠及漕运。西部的永定河(当时称为卢沟河)算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天然河道,金人也曾尝试开渠引水。但永定河水极不稳定,加上渠道坡度过陡,水大易于决口,水小又不能行船,所以很快放弃。这样,人们只有将眼光投向中都城北部的高梁河水了。这是一条源于今天紫竹院公园的天然小河流。因其水量有限,后又凿通渠道引来西北山麓小湖瓮山泊(今天昆明湖前身)的水加以补给,即便如此,这些水源依然不够支持漕运。总之,忙活了近70年,金中都的漕运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理想的解决。最后还得靠陆运将漕粮从通州转运到中都,耗费巨大。

    不过,在此过程中,人们却逐渐认识到高粱河—今紫竹院湖泊-瓮山泊这个水系组合的相对优势。首先,它们的水量总和远比莲花池要大;其次,依靠瓮山泊可以不断开发接引西部诸山水量可观的泉流,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力股”。这两点,就直接导致元大都的建设者们在进行城市选址的时候,抛弃莲花池水系,选择了高粱河水系。关于北京城的“高梁河时代”,先按下不表,待后慢慢叙来。

    公元1267年,元大都城在旧中都城东北郊重起炉灶、开工建设。至此以后,莲花池也随着池畔那座千年老城一起渐渐湮灭于各种文献典籍和人们的记忆当中。终元、明、清三代,莲花池一直处于北京南城外的郊野之中。环绕这里的更多是一派农舍依依、烟树朦胧的田园风光。不过,远离了都市的繁华与热闹,对于保存莲花池的原始旧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直到晚近时期,这里的水面依然保持有相当的规模。

    “南河泊,俗称莲花池,在广宁门外石路南。有王姓者,于此植树,起轩亭。有大池广十亩许,红白莲满之,可以泛舟,长夏游人竞集。”——清•震均《天咫偶闻》

    红白莲蓬,荷叶田田。这也许就是近代“莲花池”名称的由来。据回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莲花池的这种准自然风貌依然改变不大。但是七八十年代以后,在大型工业的废水排放和快速的城市建设双重夹击下,莲花池污染严重、几近干涸。到90年代兴修西客站的时候,在原定的建设规划中,莲花池这块污浊不堪的烂水坑应该被全部填埋,作为车站货场的建设用地。若是这样的规划真正得到实施,我们及我们的后世子孙将只能在列车的呼啸中和喧嚣的人流里,缅怀这位北京城的“童年乳母”了,就像我们在拥堵不堪的二环路上痛惜当年巍峨雄峙的古城墙。好在北京城还不乏兼具学识和文化良知的人士,如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凭借他们的据理力争,莲花池最终得以保全。以此为契机,也使得社会各界真正开始了解莲花池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并在1998年重新整顿修复了莲花池遗址公园。

    我真的希望,这一顷碧波能够从此远离劫难。让北京以及她的子孙们永远与莲花池延续这段水的情缘。

    作者自叙:

    十年前,我准备报考北大历史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刻苦攻读专业书籍的同时,也时常到北大校园里走动。一天下午,我正在地理系大楼里徘徊,却被隐隐传出一个名词吸引到一间教室门外。那是一个沧桑老者的声音,讲述的更是一个古老的地名“莲花池”。凭着求知的冲动,我推门而入,有幸被允许旁听。

    这是一个专为日本访问学者们开设的讲座,授课者正是85岁高龄的“北京历史地理之父”-侯仁之院士。随后,我的神思便在先生浑厚绵长的话语中,从莲花池出发重新游历了北京古城穿行过的所有轨迹。偶尔一回头,微风吹皱的未名湖水,正荡漾着夕阳中的博雅塔。于是,这黄昏里的一湖一塔,和耳畔的古老莲花池以及我心目中的燕园之梦,就毫无商量地走到一起,并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还清晰如故。  原文网址:=

    一条不该被忘记的城市声带-北京大钟寺  

    “我下午去大钟寺看看”

    “是去看家具?看装修?还是……?”

    大钟寺,在北京的各种媒介上,在大多数北京人的脑海中,这里指代着不同的地理事物。它曾经是北京城著名的蔬菜批发市场,现在是轻轨一站,是蓝景丽家装饰城,是明光家具城,是古玩交易市场。在未来的北京城市发展规划中,这里是最大的物流基地,是第四代商业模式代表——大钟寺国际广场所在……。这个名称下面包容着很多身份,但它不再是一个还可以供人观览的“著名寺庙”,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从三环路上坐车疾驰而过,不经意间我总是错过了这个寺院,因为在体积庞大的周遭建筑中,在滚滚的人流车流中,在五光十色的视听氛围中,寺院太容易被我忽略。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才发现它一直委屈地匍匐在这片地域最不起眼的一角,在我意识的一角。

    第一次和大钟寺接触,是大学期间老师组织我们教学参观。大家呼啸着骑车前往。从北太平庄一直往西,铁狮子坟、北影厂、蓟门烟树、首都体育师范大学……。这一带当时还比较空旷,大片农科院的试验田,仿佛是距离城市最近的一方原野。一路上高大建筑物不多,多是一些临街的汽修和汽配的小店面。在一圈方正的围墙内,大钟寺的古建筑群显得格外醒目。寺院坐南朝北,对称布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藏经阁,由南向北依次排开。其实这种建筑格局是佛教寺庙里最常见的,很难给人留下稀奇的印象。似乎所有人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看寺院最深处大钟阁里的永乐大钟。

    游人寥落,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得以在狭窄的阁楼上上下下,从各个角落观赏着这庞大金属体的某一部位。刚一踏入钟阁,迎面撞见的不是钟,而是青灰色的“钟壁”。因为钟太大了,填满了阁楼上下两层,余下的空间仅容旋身,想窥到大钟全貌非常困难。我最早对钟的印象,只是儿时乡村学校上下课敲击的那种“当”“当”的金属体。声音清脆、空灵,还有共振带出的尾音。但眼前这座小山一样也被称为“钟”的巨大物体,也能够击打出声音吗?我在拼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过阁楼一侧悬挂的硕大钟槌,还有钟身一处因长久撞击而发亮的部位,让我相信,它曾经发出过声音。而且,那种声音一定不会是我记忆里那种“当当”,而是一种难以想象、难以描摹、能够撞击耳膜和心灵的声响,我想。

    尽管一直也没有亲耳听过这永乐钟声,但后来我知道当时没有想错。永乐大钟的声音,的确曾经震颤过北京平原一草一木和每一个灵魂。这偏于一隅的古寺、孤阁、沉钟,曾经是老北京的一条声带,让这片土地众生侧耳。

    铸造这样一件硕大无比的“钟中之王”,费工、费钱、费料,而且除了偶尔满足听觉感官,没有任何实用功效。但正所谓“盛世铸钟”,“功大者为钟”,这口巨钟的铸造年代,如果适逢国力强盛,下令铸造它的人又是位居至尊而且精力充沛、富有进攻性,那就又当别论了。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在明清史课堂里讲过的明永乐皇帝——朱棣。在他下令铸钟的同时,郑和的庞大船队已经第二次在西洋中扬帆航行了。印度洋遥远的的季风也扇起了铸炉熊熊的火焰。不知道这硕大钟体的第一次撞击是否由永乐帝亲自来完成,但那直干青云的“谹谹”不绝,一定让他十分享用,因为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强国之音”。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大钟在正式的文献中都被记载为“华严钟”或“景云钟”。但民间习惯一直称它“永乐大钟”,这似乎是对强盛的永乐时代最好的记忆。

    在历史上,这大钟硕大的身躯被长距离地移动过两次。一次是从城内(现在的钟鼓楼附近)搬运到西郊的万寿寺悬挂。另一次就是从万寿寺搬运到今天的大钟寺所在,这里正名叫“觉生寺”。大钟的万寿寺时代主要是明朝中后期。位于西郊水陆交通要道的万寿寺,在明清两代都被作为皇家大型寺院,地位显赫。大钟寺在此容身也是实至名归。有文献记载,大钟被悬挂在万寿寺内巨大的钟架上。早晚各鸣响一次。每次撞击,需要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僧人合力挥动鲸鱼状的钟棰。在明代人所著《长安客话》中有记载,“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近时远,有异它钟”。因为大钟的体量巨大,加之铸造技术优良,因此音质清越宏博,穿透力很强。由于具有低音频率,钟声衰减缓慢,每声钟响一般能够持续三分钟之久,传播的距离可以“声闻数十里”。甚至有人说,“谹谹”不绝的钟声可以远达几十公里外的通州。这稍嫌夸张,但数里外的北京九城百姓听起来应该是清晰无比的。到了明代末年,国力衰败,风雨飘摇。朝中有人将此归结为大钟位于京城的西方,白虎金声,非吉祥之征。因此一纸诏书,大钟被卸下,黯然倒卧风尘。但明朝的丧钟响起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推迟。

    岁月流转,很快北京城又迎来了新的主人——满清皇室。到了第四代雍正王朝,皇帝不知为何,又想起了西郊这口被遗弃已久的大钟。并派人将它从万寿寺迁移到西北面数里外的觉生寺。这个寺庙是由雍正亲自敕建的一座皇家寺院。关于这次搬迁,文献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据说是在数九寒天,沿途凿井取水制成“冰路”,动用大量的人力、畜力用数月时间方才迁移到位,可见工程之巨。拥有了永乐大钟的觉生寺,在清中后期一直担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供奉皇帝祈雨。每当京都及京畿周边地区遭遇大旱、民生艰难的时候,皇帝将率领文武百官到一些特定的地点进行“祈雨”。首选是天坛,其次就是京城北郊的觉生寺。在清代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众位帝、王亲临觉生寺拈香祈雨,其活动一般要持续十数天,在此期间,亲王贵戚轮流拈香守护,至开坛祈雨,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齐聚觉生寺祷告天降甘霖。履行一系列的祭天仪式之后,总要敲动大钟阁的“永乐大钟”108下。这时,干旱的京城上空就会回荡起那直贯云霄的“谹谹”钟声,在人们枯竭的心灵上带来几丝希望与安慰。

    我想,祈雨敲响永乐大钟,是因为这是当时地面上声音最宏亮的物体。“天子”与上天进行沟通与对话,有这样一种声音的伴奏,会增强沟通效果。此外,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大钟从铸造开始就具有的宗教意味。在永乐大钟的内外壁上,铸满了汉文佛号、经书,或梵文咒语,共计一百多种,二十三万多字,人们通称为华严经。佛门有“闻钟声、烦恼轻”一说,每击一棰,其声“以耸众生之耳目,以振震旦之生灵”。永乐大钟每响一声,钟体所铸经文、佛号及梵语也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等同诵经一遍。“每击,八十一卷三十二分,字字皆声。是一击,竟华严一转……”这样一种功效,当然不会被求雨心切的人们放过。他们希望,这钟声中所包含的神秘经文能够将人间的苦难信息传达给上苍,普降甘霖,滋润众生。尽管如此,这铸造于盛世的大钟,却每每在灾荒年景因祈雨而奏响,多少包含着人世生存的艰辛和无奈。

    当然,大钟也并不总是苍生苦难的伴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钟寺逐渐成为京城重要的庙会场所。元明两代,寺庙集会兴起,到了清代,庙会更为发达。按《北京寺庙历史资料》记载,觉生寺庙会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会期。在清代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载觉生寺庙会:“十日之内,游人纷集,士女如云。长安少年多驰骤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一骑之费,有贵至数百金者。”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钟寺周围十分空旷,游人在这里可以从事各种娱乐和贸易活动,甚至可以进行赛车和赛马。

    既然是大钟寺的庙会,归根结底是要与那口大钟有所瓜葛的。有一个长盛不衰的游戏,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打金钱眼”。每到庙会,大钟楼内外总是人满为患。人们排队依次顺着旋梯到达楼顶,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钟顶部,钟顶有一孔洞,中间悬着一个铜钹,游人拿着钱币投掷击打。说法无外就是击中越多来年福气越大。无论是取乐,还是祈福,人们都争相投掷。据说庙会鼎盛时钟下的八角池内积钱可达半米厚,足够寺内僧人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如雨的铜币大部分是击打在了巨钟的表面,“铮铮”不绝的划响声也一定很悦耳,因为它带给人们的快乐并不亚于撞击大钟发出的“谹谹”巨响。

    随着满清帝制从中国大地上彻底消失,觉生寺供奉皇家祈雨的使命到上世纪初就自行废除了。除了春节庙会期间的热闹非凡之外,这里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供释子修行的清净场所。每年的除夕之夜,觉生寺还会在子夜时分敲响永乐大钟。钟声不仅涤荡在空中,也回响于人们的心灵。静寂的夜空,在灯火万家的古城,守夜坐岁的人们同在这“字字皆声”的神秘佛号中,默默地为来年祈福。

    解放之后,庙会停止了,僧人返俗,大钟寺的庙产也收归国有。到1956年为止,寺庙大部分被北京市某食品厂占用,各种殿堂建筑成了该厂生产果脯、汽水饮料和食品的车间。寺庙内外一无管理,二无修缮,昔日的皇家寺院凋落残败。寺中的文物大部分散失殆尽,只有大钟阁和巨大的钟体无人能够撼动,满身蒙尘,被世人遗弃在面目全非的寺院后方。之后数十年,北京上空不再能够听见那“谹谹”不绝的梵音。

    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钟寺终于又被人们想起。大家艰难地将其从厂房的杂物堆中一点点刨出来,擦拭干净。随后,成立了大钟寺文管所,再之后,升级为大钟博物馆。现在,我们到这里,又能见到整饬一新的寺院,还有沉稳如故的永乐大钟。但是,就在寺院内部逐渐恢复原貌的时候,寺院的周边环境却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也是北京城市飞速发展和扩张的时代。一种叫做“城市”的景观、生活状态、声音,一步步漫出了二环路,从容而坚定地湮没了“大钟寺”。

    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大钟寺一直是城市北部郊野中的一座庙宇。在最初选址建寺时,曾有这样的记载,“京师西直门外曾家庄,有园址爽垲,长林佳茂。此地右隔城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用是肇建梵宇。”由此可见,当时这里介于山林与城市之间,西有远山如黛,东去都市喧哗,环境清爽宜人。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状况都改变不大。一位大钟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讲,她在70年代后期下乡插队回到北京,来看大钟寺。需要穿越四周大片的田野、茂盛的树林方能接近它。当时这里偏僻冷清,风过松林飒然有声,极目四顾,茫茫然有古意。

    的确,在北京旧城区和海淀镇之间的大片空间,直到80年代初还是田畴广布、村落相望,一派典型的北方乡野景观。但就在近二十几年间,它们都无声地“陷落”于城市。城市用一个叫“三环”的圈把它们划进了自己的领地,然后再不停歇地去圈画“四环”、“五环”、“六环”。大钟寺就这样从乡野被一步步“搬进”了城市腹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大钟寺紧邻的农业科学院试验田。9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大钟寺周围,曾惊诧于城市边缘竟还有如此平整联片的农田。于是有人告诉我,这些土地来头颇大,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其实稍一寻根,发现这些田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几乎都是大钟寺的庙产。1938年,当时的中央农事试验场收购觉生寺(大钟寺)土地200多亩辟为试验农田。1941年,中央农事试验场已经更名为华北农事实验场,再次从大钟寺的管理者手里收购一部分土地。解放之后,这些科学试验田很自然就归属于国家农业科学院。直到今天,这些普通的土地还以一种特殊的身份,默默地陪伴着这座昔日的皇家古刹。尽管永乐大钟久日不再撞响,但这片聆听过钟声的土地依然随着季节荣枯,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当城市的浪潮席卷而来,大片的田野无力抵挡,化为城市中的处处街巷。唯有这片试验田,艰难地招架着高楼和道路的蚕食,在城市深处执拗地生长着小麦和蔬菜。很多时候,我乘车从三环高架桥上通过,看着桥南这都市中难得的一方农田,再看桥北绿树掩映中的古寺飞檐,心里很有些感动。这片满眼青绿、日渐收缩的试验田,为古老的大钟寺撑起了最后的仪仗。它们相互依傍着,在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年代,固守着这片土地原本的东西。我不知道它们还能存在多久,也不知这样的存在是否不合时宜,但我感悟了一种气质,叫执着和守望。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实。现代化城市正以它充沛的精力、强劲的手笔,按照自己的意愿营造着大钟寺周围的一切。当大钟寺筹建为古钟博物馆的时候,门外十米处北三环的四通桥高架路正在紧张施工。当大钟寺庆祝自己成为国家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马路对面的蔬菜批发市场正人声鼎沸。当大钟一如既往沉默的时候,寺院右侧崛起了宏大的装饰家具城,左侧竖起了巨大的广告招商牌,身后耸起了一片片价位攀升的住宅楼盘。轻轨铁路起来了,各种志存高远的商务项目纷纷在这里大兴土木。这个地方价比黄金了,这个地方昼夜笙歌了。凭借现代媒体的强大力量,这个地方开始盛名远播,溢出北京,蜚声全国。这个地方,被媒体包装为“大钟寺商业圈”。京内京外的人匆匆来了,又匆匆去了。他们嘴里不停念叨着“大钟寺,大钟寺”,心里怀着很多美好的目的和希望,但绝少有人是真正为着这个“寺庙”而来,为着古老的大钟而来,为着听这个城市独特的钟声而来。

    有人渴望听到世界“钟王”的咏叹,但钟声却真正久违了。听说每年除夕,大钟寺还会敲响新年钟声。遗憾的是,我在离它很近的海淀生活了近十年,却从来没有在夜空中听见过来自它的声音。据说,1997年除夕,北京市政府计划零点时永乐钟声响彻全市上空,于是就在全市选择了五六个制高点,借助气动扬声器,把事先录制的永乐大钟的钟声向全市播放,结果未达到预期效果。让这个城市的所有居民能在同一时刻沉浸在同一种声音当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很多现代技术,我还是为这个创意的浪漫和诗意而感动。但理想的策划者们,却忽略了我们所处的不再是联瓦接檐、天际开阔的故都旧城了,而是一座高楼林立、广厦接天的喧嚣都市。无论是北京站的钟声、还是电报大楼的报时声,以及用大功率扬声器传出的永乐梵钟,都永远只能占据这个城市的很小一隅。有人估测,现在若在子夜里撞响永乐大钟,其传声范围也只在方圆200米左右。“声闻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近时远”,这种声音的盛况将永远只能在城市的记忆中回响。

    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我又一次光顾大钟寺。檐间瓦际,积雪未消,庭院里几株腊梅在空气中弥漫着寒冽的清香。院墙外车流如潮,人声喧嚣,寺内游人无几。展览厅内,陈列着数十口精美的古钟。这些著名的钟铃文物来自于全国各地,代表着不同时期的铸造技艺,同时还承载着铸造者各自的文化取向和政治追求。在这万籁有声的都市里,这些曾经响遏行云、激荡四野的群钟却选择了沉默。永乐大钟,依然独自在古老的阁楼和支架上显示着“钟王”的威严。它巨大的沉默,也让这场钟的聚会变得更加凝重。抚摩着冰冷的钟体,辨识着密集而工整的梵经佛文,我暗忖,这诵经无数的大钟是否有了灵性和记忆。在这个冬日的下午,它是否也在品味既往岁月里,曾经插翅奔跑过的田野、村庄、街巷和殿堂。它是否还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它曾经是一条完美的声带,给这片空间留下了那么多希望和惆怅……。它沉默着。

    踏出寺门,即将把自己的身体又湮没于车流人海。隐约间,似乎听见了身后大钟发出一声轻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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