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我们的毕业生就业时忏悔 转徐平利(转载)

解梦360 19 0

   我任职于某高校人事处,接待了许许多多的具有高学历的应聘者,特别是应届毕业生,我有以下三点体会最深:(1)毕业生见人害怕、讲话结巴、写字很差,要其动手操作则更是“赶鸭子上架”;(2)毕业生理论知识稍好,但变通能力极差;(3)似乎越是学历越高的毕业生,上述问题越严重。我不得不自问:我也曾是应届毕业生,我也曾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难道从几十年的考试竞赛中拼杀出来的成功者竟是一堆呆子吗?难道考试越成功,呆气越严重吗?中国现今的教育制度,难道让学生除了考试,其他东西全丢了吗?

   我和来自浙江大学的一名应届硕士毕业生对话——这所大学是很吸引人的,他就在这样的名牌大学机电系读了五年本科,又被保送读了三年硕士,成绩很不错,发表论文也不少。可是,他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知识经济时代,已很少有人提这个词)!我问他情况,他像小孩犯了错误而受到大人呵斥时的表现一样,下意识地缩着头,两手羞涩地相互拽着。面对五、六个听课者,他在讲课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耷拉着眼睛,甚至低着头,他不敢看听课者,一点都不敢看。他的声音很小,笔画很轻很轻地在黑板上写字……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如果这个人没有什么革命性的改变,他的一辈子可能要“残疾”了。因为他也注定不能成为“有怪癖”的伟人,比如呆头呆脑的卡文迪许或者被学生轰下讲台的陈景润。用人部门说:“刚毕业的学生都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要是再淘汰他,我们就招不到人才了。”

   呜呼!“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我们没有发现“千里马”的眼光,还是世间的“千里马”太少太少?

   有位应聘者,同济大学的管理学学士加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试讲时条理不清、语言模糊,声音比蚊子的嗡嗡声稍大一些,总是在黑板上写写擦擦,一直把屁股朝向听课者……她在学校里学什么呢?只是高深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吗?

   有位应届毕业生应聘物理实验员。考官出了一道最基本的实验题——称量玻璃密度。可是,他不懂如何把天平放平。

   考官问:天平在什么情况下就算平了?

   应聘者答:指针不摇摆时就差不多了。

   考官惊诧万分:科学实验怎能以“差不多”了结?考官开始给应聘者讲故事:当年,化学家拉瓦锡正做天平测量实验时,一只苍蝇突然落在天平上,拉瓦锡愤怒透顶,他满屋子追赶,终于打死了这只万恶的苍蝇!而后,他重新清洗落过苍蝇的碟子,将其烘干,再来称量……可是,应聘者一直以来接受的就是重视读和背却不重视说和做的应试教育,在做实验时说出“差不多”之类的话来怪谁呢?他们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他们曾通过考试竞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然而今天,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失败了。

   他们“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却试得满是伤心泪……掐指算一算:他们6岁入小学,经历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有的5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3年,整整22年被封闭在学校!当他们走向社会寻找工作时,已是28岁。这个年龄已非风华正茂,却成了见人害怕、说话结巴、动手能力极差的“伤残者”。他们天生如此吗?肯定不是。如果给他们3年时间去锻炼,他们肯定能说会做、充满自信。但是,再有3年时间,他们就31岁了,国家和他们自个谁也耽搁不起。

   “一定要争当状元!”“一定要考到名牌学校去!”类似的口号在校园里不绝于耳——这是运用成功激励法陷害学生的阴谋诡计。当学生用考取“名牌”的代价换来基本素质的丧失,当他们在社会上因“说话结巴”、“反应木讷”、“动手能力极差”而惨遭淘汰的时候,“名牌”又有什么用呢?失却基本素质的人,无论出自谁的门下都不会受人欢迎的。漫画家蔡志忠说得好:“我从不穿名牌衣服,因为我就是名牌!”只有平庸的人才会通过外在的“名牌”自我标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就是在制造追求“名牌”的庸才。

   就教育的本真意义而言,我们对学生实施的是“训练”而非“教育”。真正的教育活动是启迪学生灵性的活动,不可能呆化学生;只有在学校里实施了训练性的行为,才会使学生像动物一样在机械的刺激和强化中上台表演。

   在一次全校性的专家面试会上,所有的应聘者都被问了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从XX城市来深圳求职?XX城市也不错呀?你又为什么来我们学校应聘?没想到,所有应聘者的回答几乎惊人地一致:“深圳更年轻、更有活力,我愿意挑战自己。”“我从小就想当老师,特别想做一名大学老师,我想实现我的梦想……”有的应聘者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我这样回答,老师您满意吗?”呜呼,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已经在无意识中把应聘者的心里话真诚地说出来了:我的答案是为了让面试专家满意的。而面试专家对此有何反应呢?他们说: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他们肯定要说冠冕堂皇的话了。否则,那不是自认倒霉吗?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环境——培养庸才和使用庸才的环境,这是像马戏团一样为训练喝彩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出来的人才必须是缺乏立场、缺乏个性和缺乏生命活力的。这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环境,这是目前中国教育界所害的最大病症。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有病之躯还要蔓延下去,并且作为获得“城市身份”的通行证而受到追捧。

   有一个应聘者叫汪丽(化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她应聘公共课教学部,该部门给她安排的课是《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理由:“该课缺少教师,该博士的知识基础好,科研能力强,可以考虑。”看来,名牌大学加博士头衔的确征服了用人部门。但是,给她安排《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样的课程,是因为她的所学专业与此相同吗?汪丽也很高兴,因为她终于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获得了成功。我猜测,也许应聘者和招聘者都认为,无论什么专业都是训练的产物,都是无生命的东西。既然如此,应聘者就满意地说自己找到了工作,招聘者也满意地说他们招到了名牌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高婷(化名)是中山大学汉语语言史的女博士。面试专家问她:“为什么来我们学校应聘?”她答:“我从小到大就想当教师。我必须来深圳做教师,因为我丈夫在这里工作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她快生孩子了,最好能在高校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她所学专业教“公文写作”课是很适合的。可是,当有专家问“教马列主义课程是否合适”这一问题时,她回答:“我愿意重新学起,我能很快适应学校给我安排的课程。”也许她的心里在说:什么专业不专业,不都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嘛。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现实,一个恶性循环的教育环境。缺乏思想和个性的教师培养出缺乏思想和个性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再进入缺乏思想和个性的学校,教育病症得到了高度传染。

   更可怕的是,有的毕业生不仅缺乏思想和个性,而且缺乏基本的诚信常识,并对此不以为然。一位应聘者在自己的应聘材料和学校的基本情况调查表上都写“未婚”,但是当试用期结束需要审核档案材料的时候,她又写“已婚”——实际上是不得不写。于是,人事处以缺乏诚信为由拒绝其调入。这个时候她哭了,说她“不是故意的,只是太想来这个单位了”。我们暂且不管这句话逻辑上有没有错误,单就她的态度而言,她的确是“诚信的文盲”。她曾私下里打听过,知道解决配偶问题很麻烦,她说那我就写“未婚”算了。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无所谓而填写的“未婚”和“已婚”却有这么大影响。她哭着说:“早知道出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写‘未婚’了。”看来,在她的观念里,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怎么都可以。这时候,她试用期间所在部门领导也为她求情,说她工作能力很强,也很诚实云云……想想,这一切难道不正说明我们的教育生病了吗?如果教育界都不把诚信当回事,诚信社会何以建立?

   文化学者傅国涌撰文指出:“求知让位于求职,这是最近10来年大学校园中静悄悄进行的一场大变化,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多少年来为人们所信奉的大学价值。……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提醒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大学生,包括全社会:仅仅把目光局限于找一个‘好工作’,以‘求职’压倒‘求知’的趋向,是潜藏着巨大风险和危机的;这个世界上还有远比实用的,也就是这个证书、那个证书可以证明你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那是一种无形的、非实用的精神价值。这个社会同样需要建立在基本诚信之上的安全感,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安全和信任,大学教育要关注这些问题。大学生也应该在求职的同时,抬头看看天空,无论是大自然的天空,还是知识的浩瀚天空。毕竟求知要比求职重要,求知与求职本质上并不矛盾,解决了求知问题,求职也就不大会成为问题。”(傅国涌,“求职”压倒“求知”,南方周末,2006.6.1)我忽然有了一种预感:我们这么多年疯狂制造的教育泡沫是不是要破裂了?我们越累越高的虚妄的应试教育之塔是不是要倒塌了?我们无限膨胀的权力中心主义和物质功利主义的教育欲望是不是要崩溃了?因为物极必反,有大乱才有大治。

   有一所大学的校园中央矗立着一个球形雕塑,毕业生失望地嘲讽说:“在大学读了四年,顶个球。”不知是不是巧合,过了不久,这个球形雕塑忽然被移走了。毕业生又说:“在大学读了四年,连球都不顶。”我想,这个真实发生的笑话已经深深地刺入了我们给予神圣地位的教育的肉体,如果不见流出血来,那真是太悲哀了。

   南方都市报曾报道过青海省本科毕业生竞争餐厅服务员的伤心场面: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沈颖,陈鹏,毕业一屁股债 就业犹如镜花水月,南方周末,2006.5.26)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学生的“求职”压倒了“求知”吗?社会对大学生的就业观理解太狭隘吗?大学生卖肉、洗菜不该奇怪吗?请问问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他们在强大的教育势力和膨胀的教育欲望中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强大的教育势力高举应试教育的训练之鞭,满足了应试教育受虐狂们的所有欲望,同时也造成了他们生命成长中深深的悲剧。比如,“23岁的周剑无疑是一个传奇。2001年他第一次高考上了武汉大学,但随后由于痴迷网络多次旷课而被退学。复读1个多月后,周剑又考回了武大,不过随后又因‘屡教不改’而再次被退学。回家几个月后,他又参加高考,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在华中科大读到大三时,他由于学分不够又被退学。接着他第四次参加高考,今年9月份考回了华中科技大学。这种独特的经历,在中国的大学生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高考奇才周剑4次考进名牌大学3次被退学,南方人物周刊,2006.11.11)不过,有人终于无法忍受训练之鞭而公然反抗了。有一个叫周家亮的大学生当着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面说,他对上课不感兴趣,对复习不感兴趣,对考试更没感情。他从校园网上下载打印了退学申请表,当场填写。在写到退学理由一栏时,他只写了五个字:“看不起学校。”退学后,周家亮更爱学习了。他要随时关注和改进自己的网络技术,要逐渐摸索一套财务管理方法,要尽快完善和生意伙伴打交道的手腕,他甚至重新尝试阅读金融学书籍,因为说不定今后需要贷款或者融资。“真正的教与学是应该能够让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生活方式,”周家亮说,“但现实是所有人被安排挤在一条道路上,我觉得需要改变。”(记者曹筠武,退学大学生周家亮,南方周末,2006.6.8)

   请在我们的毕业生就业时忏悔吧!我们的教育给了学生什么?给了他们满腹经纶吗?给了他们生存的能力吗?给了他们幸福的生活吗?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在大学毕业求职时凸现出来?他们在四年的本科生活或者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只顾求职,而忽视求知了吗?也许我们更应该忏悔的是,我们给予学生的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把“训练”误做“教育”,让学生十几年来在越来越豪华的校舍里接受训练之鞭笞。

  这几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势头迅猛,高职院校已经占据了整个高校的半壁江山。因为教育决策者终于发现,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适应市场需要,比普通高校培养的学生好就业。然而,我所观察的高职教育的基本现状是:就业的口号喊得越来越响亮,就业的形势却显得越来越严峻。为了管理上的规范,很多高职院校仍然限制学生选择专业,即以高考志愿上的专业为准,入校后不得再改。这种无视学生兴趣、特长和爱好,而只顾自己管理规范的做法难道不够自私吗?在很多高职院校领导和老师的眼中,高职院校的学生是高考的低分者,也就是学习上的“差生”,对他们必须实行应试教育条件下的中学式管理,一些学校在“低进高出”的美丽标语下仍然高举着训练之鞭。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姻,就像一心想把女儿嫁给如意郎君的父亲一样,虽然按自己愿望塑造了“好女儿”,最终却事与愿违。表面看来,有的高职院校就业率高,但是,大部分学生的就业岗位和所学专业不对口,有的勉强就业了,很快又离开了就业岗位(有的被“炒鱿鱼”,有的则自己辞职)。正如上面的比喻,虽然父亲很满意地看着“好女儿”和“如意郎君”举行了婚礼,但是,夫妻双方很快就发现不合适而离婚了。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试图把扩大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作为治病良药,那一定是治标不治本。换句话说,如果不把教育从训练性的监狱里解救出来,一切的呼吁和愤慨都是有气无力的,就像你使劲摇一颗大树,最多只能把几片黄叶摇落下来,根是动摇不了的。

标签: 复读生参加高考有什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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