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高考作文:如果让你答 能答多少分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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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没有搞全国统考和联合招生,高考全由各院校自行招生,但也受到教育部管理备案。至于是否考作文、怎样考,则是各有各招、各自命题的。只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年多里,由于全国各大学纷纷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比较安全的“大后方”,才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作文题还是各出各的。

  一九二九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是一道作文题,考生写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题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试题是:“清季曾、李诸人(即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要考生将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翻译成白话散文。

  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有三四题目供考生自选,其中一题是“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要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即人们耳熟能详、协助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下联三个字当然也应该是个人名,此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结果只有三位考生对上,较佳一联对的是“胡适之”。“胡适之”是当时北大名教授(后为北大校长)。这里,一为神话人物,一为当代大儒,“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可谓对仗工整、严丝合缝,既有趣又合乎要求。另一位考生答得更好,他写的是南北朝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祖冲之”对“孙行者”,更是天衣无缝的“绝配”了!

  出这道题的是清华名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有人认为陈寅恪出此怪题是为了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非也,陈寅恪内定的标准答案是清代学者王引之和祖冲之二人。楹联也算我国国粹之一,陈寅恪希望通过“对对子”的形式来检阅考生的古文基础和国学修养,其初衷和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了。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作文题是《学校与社会》,这道题目很简单,容易驾驭,挥笔即就,多数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写来,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一千余字,当时京津一些报纸副刊还争相摘录刊登该届高考范文呢。

  一些文学青年挥笔写文每每得心应手易如反掌,但在数学面前却往往如临深渊束手无策,其命运如何呢?民国时期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经历,也颇值得回顾的。

  一九三○年,二十六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而臧克家却把两题都做了。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独具异彩的三句话“杂感”短小精悍却极富哲思,立即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破例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只吃了“零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其实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因作文过于优异(其它科目平平)被主考老师赏识而破格录取的,闻一多对臧克家恐怕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罢。臧克家因此成为闻一多的高足爱徒,与另一诗人陈梦家合称“闻门二家”。

  一九二九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考试遭遇“滑铁卢”,只得了十五分,但国文和英文成绩却特别优秀,英文还得了满分,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打破常规,破格录取了他。从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多了一位学术大师,其日后的代表作《围城》、《管锥编》、《谈艺录》等更是名满天下。无独有偶,一九三○年吴晗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英文各得了一百分的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北大不予录取。他不甘心,又转考清华大学,结果国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数学依然是零分。但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吴晗果然不负众望,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其杂文《谈骨气》还入选中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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